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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個人遺產規劃時，遺囑的有效性是確保個人意願得以實現的關鍵。香港與內地作為中國兩大法域，雖有同根同源之處，但在遺囑法律的具體實施上存在差異，尤其體現在立遺囑人的行為能力、遺囑的形式要求以及對見證人的規範上。    一、立遺囑人的行為能力 香港與內地均重視立遺囑人的行為能力作為遺囑有效性的重要基礎。在香港，立遺囑人的年齡與精神狀態是判斷行為能力的核心，遵循Banks訴Goodfellow案確立的原則，強調理解立遺囑行為的性質、財產範圍及可能的道德索賠。律師實踐中可能需借助醫療意見來確認這些條件。相似地，內地《民法典》通過民事行為能力的概念，明確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所立遺囑無效的規定，確保遺囑的理性與自願。   二、遺囑的形式及對見證人的要求 香港與內地在遺囑形式要求上展現出了靈活性與嚴格性的區別。香港法律對遺囑形式相對寬鬆，不要求特定形式，但仍需書面、意願明確及見證人簽字，但見證並非絕對必要。而內地則有嚴格的遺囑形式分類，並強調遺囑的法定形式。在見證人方面，兩地均禁止受益人及其配偶擔任見證人，以此避免利益衝突，但香港在見證人資格不符時的處理更為寬容。   三、違反遺囑見證要求的法律後果 對於見證人資格違規的情況，兩地反應不同。香港採取了一種較為靈活的態度，即使某見證人為受益人導致其部分見證無效，只要遺囑有其他合格見證人，這部分無效不影響整個遺囑的效力。相比之下，內地法律對此更為嚴苛，一旦見證人資格不符，可能導致遺囑整體無效，突顯了見證人在遺囑法律效力中的關鍵作用。   香港與內地在遺囑法律上雖有共同關注點，如立遺囑人的行為能力評估及對見證人資格的限制，但在具體規則和法律後果上展現出了各自的特色。香港的制度顯得更為靈活，允許一定程度的遺囑形式自由，且在見證人問題上留有一定的迴旋餘地；而內地則傾向於通過嚴格的法律框架確保遺囑的嚴謹性和執行力。理解這些差異對於在兩地有資產分佈的個人進行跨國遺產規劃尤為重要，有助於確保遺願的合法、有效執行。